浔水中分江浙流,凌虚飘渺矗飞楼

2023年我攒了一个京杭大运河历史影像的小展览,在选择代表南浔的照片时,摇摆于唐纳德·曼尼拍的一张分水墩文昌阁和1880年代佚名拍摄的文昌阁附近的五座牌坊之间。后来觉得牌坊这个图像符号容易让人联想到死亡和墓葬,对于不了解其历史的观众,也许会被误导出我设定的叙事主线,所以最后选了分水墩文昌阁那张。最近看到一张摄于1890年代,把文昌阁、五牌坊,以及与五牌坊隔岸相望的极乐庵都放入取景框的照片,清楚地交代了这几组建筑的相对关系,记录下来,权当作是一份笔记。

在𬱖塘上自东向西拍摄,左边的阁楼是文昌阁,中间远处是五座牌坊,1920年代,唐纳德·曼尼摄
并列排置的五座牌坊中的四座,1880年代,佚名摄
在𬱖塘南岸向东拍摄,左边的建筑是极乐庵,中间的阁楼是文昌阁,右边可见五座牌坊中的四座,1890年代,佚名摄

讨论这几张照片,要先从南浔的水系入手。源自西天目山的东西苕溪之一部分在杭嘉湖平原北端的乌程(今湖州)附近注入太湖。东晋时候吴兴郡太守殷康主持在太湖以南开凿了一条东西向的运河吴兴塘,使注入太湖的这条支流可以连接东部的水网。吴兴塘两侧生有很多芦荻,因此又被称为荻塘。南浔人,清末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曾经有诗形容这条运河的风景:未霜杨柳犹青眼,如雪芦花半白头。唐贞元年间,湖州刺史于𬱖发动民工重修荻塘,因此这条运河又改称为“𬱖塘”,至今。这条水上通道建成后,两岸逐渐出现零星聚落。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湖州东的部分地区被划入吴江县,湖州一侧边界的聚落逐渐增多,因滨𬱖塘而被称“浔溪”。到了南宋理宗时期这一带“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屋宇林立,遂称“南林”。南宋淳祐十二年,于此处建镇,取浔溪和南林各一字称南浔。𬱖塘从南浔镇中穿过,经东栅出南浔境向东进入平望镇流入莺脰湖。

为了“束水”,即减缓𬱖塘的流速,元代时候在东栅外的河道中修筑了一座墩台,称分水墩。南浔人,明代翰林学士董份在被贬为庶民的前一年,在分水墩上建龙王庙,一层的神幄向西,即南浔镇的方向,二层是阁楼,攒尖顶。明代似乎很喜欢修建这种攒尖顶的建筑,比如扬州的文昌阁,北京的大光明殿、天坛的祈年殿和皇穹宇、大高玄殿的乾元阁等都是建于明代的攒尖顶建筑。除了龙王庙,董份还在河北岸修建了真武殿,左文昌,右关帝。万历年间杭州的云栖法师被岂病归的国子监祭酒,南浔人朱国桢请来说法。当时正在续修真武殿东侧的禅堂,工程尚未结束,征为说法的场地。文昌君被请到了分水墩的龙王庙,真武像移至文昌君本来所在的左殿,在中殿增立三世佛,真武殿改名为极乐庵。似乎这也是嘉靖尊道,万历崇佛在社会层面的一种客观反映。话分两头,先说极乐庵:在变为佛寺后,地方乡绅舍地扩建,增置斋田,成为南浔地方的一座重要寺院,多次重修,清咸丰时候因太平天国战乱被毁,同治三年重建。再说龙王殿:在“接纳”了文昌君后并未改名,一直到清康熙年间被毁,重建后于乾隆三年再毁,于是龙王像被移至南栅的报国寺,分水墩上的建筑改称文昌阁。可以说是三世佛“挤”走了文昌君,文昌君又“挤“走了龙王爷。据董说的《栋花矶随笔》记载,那尊龙王像与附属的仪卫像都出自明嘉靖年间的名手,很有唐代的风格,但是后人屡次修饰,越修越俗,甚为可惜。清乾隆二十四年,湖州府通判陈名荣劝捐里人重建了文昌阁,改为一层前出抱厦,共三层的歇山顶楼阁,最上一层祭魁星,中层祭文昌,下层祭元坛,被认为分别与天象、人文和地产相对,“一举而三才备”。这座文昌阁在咸丰二年重建后,与极乐庵一样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同治八年重建,宣统三年复建。就在咸丰年间重建尚未完工之际,是年秋闱传来消息,南浔镇有两人高中,大家都觉得是文昌君为感激里人重建文昌阁显灵了。还有人从风水的角度认为,𬱖塘自西向东穿过南浔,导致“秀灵之气不凝,而财易匮”,只有在离开镇子之前缓一缓才能聚才和财,因此分水墩上的文昌阁必须重建。南浔地处江浙交界,向东过了分水墩就是震泽境,因此这座文昌阁也有了地标建筑的属性。湖州人,清代画家方熊曾经写过一首关于分水墩的诗:

浔水中分江浙流,凌虚飘渺矗飞楼。
三吴云物连波捲,百里风烟空影留。
栏槛重开新面目,湖山仍照旧春秋。
年来小劫频兴废,眼底沧桑总罥愁。

1939年1月12日,分水墩上的文昌阁遭侵华日军炸毁,直到2022年才再次重建。现在的南浔地图上,分水墩处在两条河道的交汇处,并且偏𬱖塘以南,并未起到“束水”的作用。实际上是在1954年,为解决南浔城内水道过狭的问题,当地政府在镇北新开辟了一条水道,成为现在𬱖塘的主河道。

在分水墩以西,与极乐庵相对的河南岸,还曾有并列排置的五座石牌坊,在查过县志后也终于可以确定,其中三座是节孝坊,分别是乾隆五十六年为邱元文妻庞氏建、嘉庆十三年为严楚臣继妻朱氏建和嘉庆十八年为沈堪继妻徐氏建;一座“一门双节”坊,乾隆五十二年为监生朱光焕妻吴氏,文学朱光炳妻程氏建;还有一座“升平人瑞”坊,光绪十五年为寿民四品封职梅宝楚建。遗憾的是照片多从北往南拍摄,背光的情况下看不清牌坊上的字,如今这些牌坊都已经倾倒,无法一一对应起来。

至此,分水墩周围的几组建筑就交代清楚了。

远眺无锡惠山

昨天(7月16日)下午5点24分,有位网友在我前几天发的公众号文章“常熟虞山”下留言,问一张上海耀华照相馆拍摄的风景照中的山是不是虞山。那张照片我见过,一条水道由近及远,并且从宽阔逐渐收窄,在收窄的地方有一座单孔石拱桥。远处背景是一座大山,能看到两道山脊。在石拱桥到山脚下的这片区域还有很多建筑,甚至延伸到山坡上,能看到有些建筑有很高的马头墙,宽阔水面的右岸有一座白墙大宅,门前有几株高大的树。照片左下角有印在玻璃底片上的耀华照相馆英文名称和地址,大约摄于1890年代。这个地方的照片我还见过几张,其中之一是在那座石拱桥上冲相同方向拍摄,可见水道尽头有一座四柱三间石牌楼,大约摄于1870年代。其中之二是唐纳德·曼尼1920年代在那座石拱桥上冲同一方向拍摄。其中之三是安特生收藏的照相册中有一张摄于1930年代,与其二那张拍摄角度接近。虽然我知道这几张照片都是在同一区域拍摄,但是我之前从未深究,毕竟把看过的每张照片的拍摄地点都弄清楚不现实。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给了我动力,今天下午用了一点时间把拍摄地点弄清楚了。

网友问我的那张上海耀华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在那座单孔石拱桥上冲相同方向拍摄,1870年代
在那座单孔石桥上冲相同方向拍摄,1920年代,唐纳德·曼尼摄
安特生收藏的类似角度照片,标注为无锡郊外

在以上四张照片中,三张照片的注释都说照片摄于苏州附近,只有安特生收藏的那张说是在无锡。首先可以排除常熟,虞山周围没有这样宽度变化的河道,河道上也没有单拱石桥。而苏州和无锡都不是多山的城市,用排除法花不了多少时间。最终借助Google Earth的三维地形技术,确认照片是在无锡的寺塘泾上向西南拍摄,远处的山是惠山,单孔石拱桥是明代修建的宝善桥,河道尽头的石牌楼是著名的“人杰地灵”牌楼,山坡上的建筑群是惠山寺。

在Google Earth里类似的角度

灵隐寺天王殿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去年我参与某文博机构收藏的历史影像整理工作,有一张大约摄于1880年代初的照片没能辨认出是哪里。如果完全认不出来也就罢了,但是我有种强烈的感觉那是在杭州的某座寺庙前拍摄,可直到项目结束时也没能确定,不甘的种子便在我心中种下,并且一天天长大,那张照片时不时地从我的脑海中蹦出来,拷问我,要我给个答案。前阵子翻看发行于民国初年的杭州二我轩照相馆西湖风景册时,突然意识到那张照片是在灵隐寺拍摄,后来又查资料解决了照片中几个细节的问题,今天大概归拢了几张这座殿宇的历史影像,发在这里算是给自己和甲方一个交待。

我之前没认出来的那张照片

先说引出这些问题的那张照片。摄影师在一条大路旁拍摄,路面有铺装。路对面是一座重檐方亭,亭的一面砌有墙(或者是木板做的墙),按传统中国建筑的布局大概率是座碑亭,但是图像质量不太好,且亭中很暗,不确定是否有碑。亭周围有很多大树,居于最后的是一座重檐庑殿顶建筑,正立面似乎装饰着竖向的木条,很像用瓦楞铝板外墙的现代建筑。正立面至少开有一对窗,窗上部是壸门样式,门前有对联,但是看不清内容。这张照片是立体照片,尺寸本不大,甲方当时提供的文件分辨率也不大,且翻拍质量一般,所以很多细节看不清,少了很多可用的线索。

根据最后面的那座重檐庑殿顶建筑,我判断这很可能是座等级比较高的寺庙。从自然环境和路边装饰的石头(被侵蚀过的石灰岩)看应该是在南方,大概率是杭州或宁波。汉地佛教寺庙的格局沿中轴线一般是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等,如果照片中的大殿紧靠大路,似乎应该是山门,但其建筑等级又远高于山门。如果照片中的方亭是碑亭的话,说明其中的碑等级很高,极有可能是御碑,否则不会置于“山门”前,而是竖立在天王殿或大雄宝殿前。这些矛盾的信息卡住了我的考证进程。

我怀疑过照片里可能是灵隐寺。其一,如果那座碑亭中竖立的是御碑,大概率是清代的,宁波虽然也有很多历史悠久的名寺,但似乎没有清代御碑。其二,根据地形地貌运用排除法,杭州最有名的几座大佛寺中可以排除净慈寺,上中下天竺三座寺院也可以排除,而灵隐寺的可能性最大。但是照片中景的建筑到底是不是碑亭,后面的建筑是不是山门,我都无法判断,总之,矛盾的信息、模糊的回忆,都促成了最后我心中的那份不甘。后来看到二我轩拍摄的灵隐寺天王殿照片,我注意到大殿两层檐中间的建筑样式非常像,正立面也都有竖向的木条,窗户的样式也很接近,最后结合其它照片,可以确定就是灵隐寺的天王殿。灵隐寺的山门与其它殿宇并不在一条轴线上,且天王殿和飞来峰之间的路比较宽阔,像一条通衢大道,其实大路旁的建筑不是山门。灵隐寺曾经的山门很高大,门两侧还有哼哈二将,可惜在1937年日军占领杭州期间,灵隐寺收留的大量难民不戒于火,不幸在半夜烧毁了包括山门在内的多座建筑。至于碑亭的问题,我在成年后只去过一次灵隐寺(2019年),当时被人潮推着走,只是草草转了一圈,印象中似乎没有看到碑亭。碑亭往往是成对出现,那张照片里只能看到一座。我查阅了清代的《武林灵隐寺志》和《增修云林寺志》,都没有找到天王殿前有碑亭的记载。后来是在一张摄于1870年代末期的照片中看到了天王殿前两座碑亭的存在,且能看到亭中各有一通石碑。

灵隐寺自东晋创建以后多次发生火灾,也多次重建。天王殿距离照片中最近的一次重建是在清道光年间,1860年太平军攻打杭州,灵隐寺的大雄宝殿等大部分殿宇被毁,天王殿幸存,直到1930年天王殿被翻建为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天王殿大门前曾有一副对联,出自赵孟頫之手,“龙涧风回,万壑松涛连海风。鹫峰云敛,千岩桂月映湖光。”据说1954年7月毛主席在看过后说“写得不怎么样。”(曹海清,黄艺编:《毛泽东与对联的故事》,秦皇岛:燕山大学出版社,2013.06,第296页)此说可能不确,先不说毛主席批评古人写的东西不会用这样的表述,至少1954年7月这个时间点他并不在杭州。不管怎样,这幅赵孟頫写的对联后来不见了。新盖的天王殿从庑殿顶变成了歇山顶,线条变得硬朗了很多,虽然和新建的大雄宝殿风格比较搭,但总觉得少了些古意。

灵隐寺天王殿前的两座碑亭,可见其中的石碑,1870年代,查尔斯·摩尔摄
灵隐寺天王殿,从这个角度看不到两座碑亭,所以我最初否定了灵隐寺的猜测,后来比对两层檐间的装饰细节才确定,1910-1911年间,杭州二我轩照相馆摄
灵隐寺天王殿,1911年,拍摄时正在重建大雄宝殿,美国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档案FSA A.01 12.05.GN.226
灵隐寺天王殿的背面,1920年代,唐纳德·曼尼摄
一名僧人正在为灵隐寺天王殿内正中的佛龛上香,1920年代,唐纳德·曼尼摄
冬日里两名僧人坐在灵隐寺天王殿内,1920年代,唐纳德·曼尼摄
在灵隐寺天王殿前晒太阳的僧人,1920年代,佚名摄
灵隐寺天王殿内的韦驮像,据说是南宋遗物。左边是东德摄影师马克斯·舍勒在1967年拍摄,韦驮像上贴了两张报纸,上面用毛笔写着“粉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右边是韦驮像的现状,引自灵隐寺官网

飘动的帔帛

在肖像照里呈现什么样的自己,有两个极端的方向。其一是要呈现一个最最真实的自己,甚至要把自己最隐私的部分掏出来记录。其二是追求一个全新的身份,扮演自己最不可能成为的角色,比如,成仙。在中国古代的神话里,成仙就意味着能升天,可以突破地球引力的控制。单就影视剧里的表现来看,“飞天”时中国的神仙要比外国的神仙或超级英雄优雅得多,作为众神之王奥丁的儿子,雷神索尔需要把锤子抡得飞快才能靠离心力把自己带离地面,超人需要把手先伸向空中身体才能离地。这些神、半神以及超级英雄降落到地面的时候都会因受到引力的作用而产生撞击感,当然也可能他们是为了拗人设而设计的姿势,落地时单膝跪地,或者单腿外伸加单手撑地。中国的神就不一样了,可以随时随地起飞,无需任何前奏,不用摆任何pose,超脱时间和空间,好像只是精神的自由流动。不知道“成仙得道”的其中一层意思是不是抛弃肉身,只留下了精神。中国的古人似乎不讲究什么灵魂有21克的说法,退一步说,即使成仙后只留下21克的灵魂也是轻飘飘的。总之,能摆脱现实世界的影响才是成仙的标志。

扯远了,如果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国的一名女子跑去照相馆说想拍一张扮成神仙的照片,摄影师要怎么办?首先可以通过特定的行头来实现,也就是往被摄者身上贴一组带有具体意义和指向的符号,比如慈禧太后要扮观音,她的一身行头中最关键的就是手里拿着插了柳枝的净瓶,这是专属于观音菩萨的视觉符号。当然,在传统的信仰世界尚在的时候,老百姓们都自知cosplay观音菩萨是痴心妄想,女性一般会选择扮演何仙姑,毕竟都是社会底层出身,本来同属一个阶级。按说,何仙姑的标志性道具是笊篱,可以捞起内心的纯洁,过滤掉俗世的烦恼。只是,拿着笊篱拍照实在容易让人误解为在厨房里煮饺子的厨娘,况且何仙姑的民间形象也逐渐由扛着笊篱转变为扛着荷花。其实最核心的道具是拂尘,这是佛家道家的常用法器,赶走虫豸,扫去尘埃,代表着清净、脱俗、不染凡世,也是成仙得道的象征之一。但是仅凭这些道具和装扮在视觉效果的表达上还不够有力,要想把仙气表达出来,就要去除重力的影响。摄影师清楚地知道自己面对的客户不是真神仙,她们飞不起来,但是可以通过照片的后期处理实现。聪明的中国摄影师们运用绘画工具,在衣裙周围添上几笔,让本不存在的帔帛浮在空中,立刻就有了自在自如的仙气感。

扮成何仙姑的女子,1890年代,两边的白色飘带是画上去的
扮成何仙姑的女子,1890年代,飘动的帔帛是绘制上去的

同样要表现动态的衣角,日本摄影师有不同的处理办法。曾经为比托(Felice Beato)和斯蒂尔弗莱德(Raimund von Stillfried)担任照片上色师的日下部金兵卫有张摄于1890年代的知名作品“暴风雨中的女子”,一名身穿和服的女子打着伞顶着风雨前行。照片中可见斜着贯穿画面的雨迹,那实际上是很多条白色的丝线。为了表现衣物在风雨中被吹动的效果,和服的一角用丝线吊在那些“雨迹”上,一切都是在照相馆内摆布出来的。到了1910年代,北京的山本照相馆为梅兰芳的新戏《天女散花》拍摄了一组戏妆照,用了另外的方法。这出戏最精彩的部分之一是梅兰芳扮演的“天女”舞动一条一丈七尺长绸,是他自创的表现飞天姿态的身段。为了把舞台上长绸的动态记录下来,摄影师用金属丝穿过双层的长绸,再拗出翻动、旋转的造型,就像敦煌壁画里那些仙女的服饰,像神仙的帔帛。

日本摄影师日下部金兵卫拍摄的“暴风雨中的女子”,1890年代,“飘动”的衣角吊在表现雨迹的白色丝线上
山本照相馆为梅兰芳拍摄的《天女散花》戏妆照,1910年代,飘动的帔帛是靠里面的金属丝支撑

中国摄影师用绘制的方法,成本更低,可以打破现实世界的限制,更像是现在影视剧中的电脑特效。日本摄影师的方法纯靠手搓,但是可以有更真实更立体的效果,更像是利用实物模型拍特效。两条路线殊途同归,最后都可以用蒙太奇的手法,在摄影这种艺术形式上实现人们的成仙梦。

十九世纪中国的移动暗房

在柯达公司推出提供底片冲印的服务之前,十九世纪的摄影师们外出拍照需要携带底片、药品等大量物资,还需要带着便携式的暗房,是件非常辛苦的事。1877年还在银行工作的柯达公司创始人乔治·伊士曼计划带着相机去西部旅行,结果被复杂的工艺和繁重的物品吓退,这也成为促使他改变摄影工艺,建立柯达帝国的初始动力。1954年8-9月合刊的加拿大版《柯达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反映当时伊士曼的狼狈:他左手拎着三脚架和一个大箱子,右手拎着一只提桶,里面装着几瓶化学药品,肩膀上扛着几根用来支撑帐篷的木杆,木杆末端挂着一个装着硝酸银的大瓶子,身后背着一个卷起来的帐篷作为暗房之用。旁边还有人问他:“乔治,你这是要去露营吗?”他回答说:“不,我只是想去拍几张照片。”另外还有一名行人好奇地说:“这个人带了这么多东西却没有带锅!”当然,那个时代的摄影师不会像漫画里描绘的那样把所有的物品都背在自己身上,要么是雇人来背,要么是装在马车上,马车可以充当空间宽裕的暗房,过夜的时候还是临时居所。

反映伊士曼带着众多物品去拍照狼狈的漫画

所谓“便携式”的暗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帐篷的样式,有聪明的摄影师将其精简到一个手提箱的大小。暗房打开后,箱盖和箱底形成互相垂直的结构,配合支撑杆可以与叠在箱子中的帆布组合成一个容得下头及双手的不透光空间。同时为了解决必要的照明问题,在箱盖上设有一个长方形的窗口,并用红色玻璃覆盖。使用的时候把暗房装在三脚架上,平时收起来就是一个手提箱的样子。民国初年,精武体育会创办人陈公哲发明过一种“旅行暗箱”,就是这种手提箱加帆布的形式。

在进入干版的时代后,虽然摄影师不再需要现场制作底片,但一些旅行摄影师和拍摄自然风光的业余摄影师仍然有尽快将底片冲洗成照片的需求。只要存在行业痛点,市场必然会提供解决方案。为了满足这些摄影师们的需求,美国的很多酒店,特别是地处偏远,但是风景壮丽,适合拍照片地区的酒店都推出了暗房服务,就像现在的高级酒店会把游泳池、会议室、健身房、洗衣房当作卖点一样,提供暗房服务也成了酒店业的竞争方向之一,直到二十世纪中期这种暗房服务才从美国的酒店中消失。

1901年《美国摄影年鉴》上刊登的部分提供暗房服务的酒店列表

底片的工艺和技术一直在发展,135的规格逐渐普及,显影剂和定影剂逐渐成为一种标准化的工业制品,看似冲印照片变得更简单,但实际上在操作层面变得更精细了,趋向专业化,反倒不像按快门那样越来越“傻瓜”。似乎一切的发展都在朝着将拍摄和冲印分开的方向,摄影师们外出只需要背着照相机就行,但还有一个特殊的摄影群体需要携带专门的暗房设备,他们就是新闻机构的摄影师。新闻有极强的时效性,把现场的照片以最快的速度发回总部至关重要,因此在图像电传技术出现后,美联社、合众社等机构的摄影师出拍摄任务时都要携带暗房设备和电传机。这些设备虽然都冠以“便携”之名,但也只是能装进汽车后备箱的便携,实际上很不轻便。曾经听刘香成老师讲他在美联社的工作经历,拍完照片立刻返回酒店,利用房间内卫生间改造的暗房冲印和发稿,辗转各处时那些“便携”设备就塞在车里,酒店退房要收拾一次,换个新酒店又要收拾一次,重新搭建暗房。

进入数码时代,冲印和电传设备都不需要了。但是,有两个摄影师群体还是要带着设备现场处理照片。其一是在景点为游客拍照的摄影师,特别是提供古装道具服务的那些外拍团队,往往会带着电脑现场修图,相当于是一套现代的暗房流程,最后交给客户的是经过美化的照片。这算是比较轻便的了,补光灯、反光板和笔记本电脑都比较轻便。其二是文物摄影师。因为文物不宜移动,因此需要摄影师去文博机构搭建临时的影棚,把要用到的摄影器材和修图的电脑都搬过去,各种不同规格的镜头,各种灯,各种支架,各种零零碎碎……我就认识这样一位朋友,每次出差都驾驶着现代的wagon——装得满满登登的大SUV,从一个拍摄现场转战另一个拍摄现场。虽然科技越来越进步,但是对有些摄影师来说工作并没有轻松多少,还是要像十九世纪的那些摄影师一样带着大量装备出门。

1860年代摄影师在上海嘉定文庙外拍照,上面红框内我曾经以为是一架画幅很大的照相机,实际上是便携式暗房
1870年代华芳照相馆的摄影师在武夷山小九曲拍摄时将暗房设置在船上,帐篷的样式
1870年代摄影师在台湾淡水港拍摄时使用的便携暗房,可见箱盖的开窗设计,左边的木盒子用来放置化学药品,右边的虚影是围观的百姓

常熟虞山

2013年的时候在eBay上看到一本大约摄于1890年代的风景册,地点涉及北京、曲阜、宜昌、上海、南京、九江、杭州、广州、香港等地,其中有一张照片的主体是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山顶有一座重檐六角亭,亭子各面由砖石砌成,照片左侧有一道蜿蜒的城墙从山脚通向山顶,城墙下有一位外国人面相和打扮的摄影师在拍照,除了围观的当地人外,还有一大一小两名穿着洋裙的女子。因为这张照片记录了19世纪“外国”摄影师在中国的活动,因此我比较留意。但是照片里的古城我没有去过,对其中的景物完全不熟悉,而且卖家翻拍的质量很差,细节缺失,我没办法判断拍摄于哪里,便搁置了。没想到十几年过去,那本相册(或者说同样内容的一本相册。虽然存在这种可能,但我认为几率很小)被拆散后出现在即将举行的国外某拍卖会上,我终于又看到了那张照片,并且依然不知道摄于何处。也许是上天留意到我的困惑,扔给我一条线索,帮我解开了这个疑问。

那张未知地点的照片
照片局部放大后的摄影师

基于算法,某社交平台总推荐给我一些各地文史爱好者围绕当地历史影像写的短文,甚至只是发一两张照片,配上非常简短的说明。今早推给我的内容中,有人发了一张大概摄于1920年代的照片,是山顶上一座略显破败的重檐六角亭的特写,周围环境在构图之外,说是常熟虞山辛峰亭。看到这座亭子我立刻联想到那张照片,找来几张20世纪早期虞山的照片,根据周围的地形地貌可以确认:我一直不知道摄于哪里的那张照片是摄影师在常熟西城门内偏北的位置向北拍摄,右边山顶上的重檐六角亭是辛峰亭,居于构图正中的重檐歇山顶阁楼是严公阁,那位摄影师正在向东拍摄,目前我还没有发现他正在拍的那张风景照。

结合照片的摄制年代、围观人群中的两名洋裙女子以及摄影师的打扮和面相,还有相册中的其它照片,那位正在拍照的摄影师我觉得很像施德之,即上海耀华照相馆的老板,确否只能静待以后新线索的发现。此外,如果摄影师将照相机调转方向,在城墙边冲着城外拍一张,就能留下赵烈文居所的全景了,可惜这个几率更小……

海宁孔庙学宫

经年人文活动的积淀,以及清代两位皇帝南巡的加持,围绕西湖的山水之景成为杭州的重要文化财产,并最终凝析为十几个具体的景点。从清末到民国,杭州的活佛、就是我、二我轩、月溪等照相馆都围绕这些景点进行创作并制作了相应的照片商品,尽管他们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大家倒也都活得不错,说明西湖风景照片册的消费市场足够大,能容得下这些照相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一本杭州二我轩照相馆摄制的《西湖风景》册,大约摄于1910年前后,其中除了断桥残雪、花港观鱼、三潭印月等常见的内容外,还有一张照片标注为“湖山魁星阁”,这在同时期其他几家照相馆的西湖风景册中都不曾见到(至少我没见过)。从地形看,现在的杭州没有照片中的“魁星阁”,也没有右边背景中露出的古塔,这很可能不是杭州的风景。于是我有了一个问题,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是在哪里呢?

标注为“湖山魁星阁”的照片

仔细观察照片前景中的池塘,尽管荒草萋萋,但并非自然形成,周围有石质栏板,从石柱顶端的孔可以推断曾经还有木质栏杆。这种人工池塘大多是寺庙前的放生池或者孔庙、学宫前的泮池。照片中左边的三层建筑如果是座魁星阁的话,那这组建筑多半和科举考试有关,结合泮池的设置我猜可能这是在一座孔庙或学宫前。在我见过的前面列出的几家杭州照相馆的作品中,除了杭州本地的风景照,还有照相馆去海宁拍摄过钱塘江潮。结合以上线索,我优先检索了海宁的孔庙现状,一击即中!这张照片是在海宁学宫的儒学门前向东拍摄,除了魁星阁外,旁边的石坊以题额“腾蛟”二字为名,右边露出一部分的石坊题额“泮宫”,而远处露出一部分的古塔是占鳌塔。

可见池塘周围有石栏板,石柱上端还有孔
魁星阁
石坊与古塔,杭州没有这样的古塔

现在的海宁孔庙是南宋时候从县治西迁来的,其东侧紧邻的是县学,与传统的“左庙右学”规制相反,两组建筑共用一座泮池,因此这里现在被统一称为“孔庙学宫”。初稿完成于清光绪年间,在1922年才出版的《海宁州志稿》中绘有“学宫图”,对孔庙和学宫的主要建筑有较为详细的刻画,据图可知在泮池以南东西两端各有一座石坊,除了照片中东边的“腾蛟”坊外,西边还有一座“起凤”坊。视线中隔开占鳌塔的“土堆”实际上是海宁南侧的城墙,墙外不远便是钱塘江。

1922年《海宁州志稿》中的“学宫图”

海宁我还没有去过,孔庙学宫现在被围在盐官古城景区内。相信海宁本地的文史研究者可能早就认出照片中拍摄的是哪里,但于我却是刚刚发现,是以记之。

黄渡千秋桥

最近看《勉喜斋主人日记》找到一条线索,终于在之前做过的两段笔记间建起了联系,确定了一组19世纪60年代照片中的三拱石桥是曾经建在吴淞江上,属黄渡镇的千秋桥。

先说照片,分别来自美国洛杉矶县立艺术博物馆(M.83.302.50)、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中国历史照片数据库(Fr01-129)、英国Dominic Winter拍卖行2020年12月16日照片专场的Lot262(同一版本的另一张照片在2010年的国内某拍卖会出现过,但是卡纸上没有文字),以下分别简称甲照、乙照和丙照。很明显,这三张照片里的桥是同一座,无论桥上长出来的植物还是所用条石的层数都一样。这三张照片的拍摄机位和方向也差不多,透过北侧(根据日影判断)的桥洞都能看到在这座三孔石桥北端逸西还有一座石平桥;乙图和丙图桥南端都有一座写着米行广告的小房子,甲图因为构图的原因看不到南岸的景物。另外,甲图中紧靠南岸停了一艘驳船,上面放着一个巨大的金属挖泥斗,说明这是一条比较重要的航道,外国人或者当地政府曾引进过国外的挖泥船进行疏浚。

甲图,约摄于1866年。
乙图,约摄于1860年代。
丙图,约摄于1860年代

历经数千年的水利建设,江浙地区的航运非常发达,各种样式的桥梁更是数不胜数,照片中这座纤薄的三孔石桥很有清代的风格,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不知有多少座,后来无论是战争的原因还是自然的原因又有不少桥消失了,加之缺乏可靠的图像史料,为辨别这些桥增加了很多困难。像这样宽阔的河面,要么是京杭大运河,要么是江浙地区的某条干流,结合乙、丙两图卡纸上的说明大体可以圈定这座桥是在上海附近,可能在吴淞江上。之前掌握的线索很零散:乙图的卡纸上称这座桥为“Wong-Doo Bridge”,丙图的卡纸上称这座桥“at Wang-do”。十九世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特别是在两江、两广、浙闽等省,根据中文发音标注的地名往往会受方言发音的影响,Wong或Wang既可以关联到黄、皇等字,还可以关联到横字,比如Thomas Ferguson在1900-1901年测绘的《苏境新测图》中就将横塘的英文写作“Wang Tang”。Doo或Do一般会联想到“渡”或“度”。这个发音可以有好几种汉字组合,我最初联想到的是上海的梵皇渡,不过那里直到修建沪杭铁路才有桥,肯定不符,最后成了一篇没有结果的笔记。

甲图中驳船上的挖泥斗

最近在读《勉喜斋主人日记》,作者希曾的感情生活很狗血:他把妻子、儿女以及老母亲留在老家扬州,独自一人在苏州等待臬司分配工作,长期接受姨母的接济。虽然他经济上非常困顿,但又是大情种,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一名青楼女子藕如,不是送首饰就是送布料,还送了一对青花瓷的碗。结果这位藕如姑娘被“阿姊”要求离开平时工作的苏州回南京,于是这位希曾决定追到南京去。他没找到可以直达的船,便决定先去上海,再乘轮船到南京。在去上海途中提到一个地名“黄渡”,发音接近乙、丙两图上的标注,终于可以把线索串起来了。

黄渡位于上海以西,吴淞江从中流过。清乾隆二十八年疏浚吴淞江,取直黄渡这一段的河道,现在拉直的这一段称吴淞江,清代称越河,原来的河道称老吴淞江。自宋以后,黄渡逐渐形成集市,清末太平天国军队与清军的战事对市镇造成了严重破坏,战后重建的街市南移,更靠近吴淞江。黄渡虽然有很多座桥,但没有称“黄渡桥”的。古代石桥多会在桥身最高处雕刻桥名,然乙、丙两图都看不清桥名,唯有甲图隐约可识别出第一字为“千”。结合以上黄渡的信息,照片中的这座三孔石桥很有可能是有“吴淞江上第一桥”之称的千秋桥,因在黄渡而被称为“Wong-Doo Bridge”。

我根据咸丰三年章圭瑑纂《黄渡镇志》中“吴淞南境水利图”描改的黄渡附近河道
甲图中桥名的第一次可以辨认出为“千”

据章圭瑑纂,咸丰三年(1853)出版的《黄渡镇志》(我引用的是邹怡老师整理的版本,虽然这本方志在1922年出过一个排印版,但里面的地图有误,比如将老吴淞江标为越河等)载:虽然越河的开通便利了航运,却影响了南北两岸民众的通行,特别是黄渡地处嘉定与青浦两县中间,是交通要冲,因此由乡绅徐苍舒向官府发出倡议募建横跨越河的桥梁,乾隆三十四年六月始建,至四十年闰十月落成。桥址西侧的华潮浦上曾经有一座千秋桥,为纪念故,新桥继承了“千秋”的名字。

咸丰三年章圭瑑纂《黄渡镇志》中的“镇图”,上南下北,红圈中是千秋桥

这座千秋桥高度超过老吴淞江上的迎恩桥(也是一座三孔石拱桥),清代诗人金棠形容其:“石梁高耸卧长川,永镇吴淞半壁天。”另一位诗人谢元淮称“吴淞三百里跨河两岸惟此桥耳。”很多清人在日记里也经常会提到在千秋桥下停船买补给,林则徐在日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还有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千秋桥差点儿被同伴走火的枪击中。光绪二十一年,青浦商人开通从上海至朱家角的轮船航线,便在千秋桥设置了码头。无论是被文字记载,还是被不同的摄影师在不同的时间拍下照片,都从侧面反映了千秋桥在吴淞江航道上的重要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甲图驳船上有个进口的挖泥斗,更重要的,这也是清代对吴淞江疏浚、改道结果的正面反应。1937年11月,中国军队在黄渡阻击日军,千秋桥被日军炸毁。1940年修复石墩,改建成木梁平桥。1953年又改建成三孔水泥铁木结构平桥。1982年拆除老桥,重建为钢筋混凝土桁架拱桥,次年落成,仍取名千秋桥,至今。

网上有些文章说20世纪80年代的这次重建是在千秋桥的原址,但是根据网友考察曾在千秋桥北堍以西,横跨华潮浦上的万福桥遗迹,却在新千秋桥的东侧。这座万福桥就是甲、乙、丙三图中透过右侧桥洞看到的是平桥。因为这一段华潮浦已经被填平,因此万福桥也成了道路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万福桥的位置没有移动过,只可能是新千秋桥的位置并不是在原址。后来我在上海市嘉定县水利局编的《嘉定县水利志》中找到答案,原来新桥的选址在原桥西50米处,这就完全说得通了。

甲、乙、丙三图中的万福桥
网友Dragon于2021年拍摄的万福桥

至此,甲、乙、丙三图中的石桥可以确定是黄渡的千秋桥了。

叹何裕

因预言清王朝将在五十年内灭亡而常被人提及的赵烈文在日记中记载了与很多人的交往,其中有一个叫何裕的人吸引了我的注意。

1852年12月11日,乡试落第后闲居家乡常州的赵烈文参加好友刘翰清的饭局,在座的除了自己经常往来的四姐夫周腾虎之弟周瑄、表侄冯承熙、二哥赵振禋外,还有一位宜兴人何裕[1],自此,赵、何二人的生活轨迹开始相交。虽然赵烈文在这天的日记中对何裕的印象仅有“技击过人,有膂力”七字,但一位习武之人的形象跃然纸上。近一个月后,两人再次见面,何裕拜访赵烈文,随后二人同返何裕家。赵烈文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何裕居住环境的印象:房子很小,四面墙壁上几乎挂满了刀、槊、戈、戟等兵器。[2]读到这里,何裕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是很好,感觉他没能平衡爱好与生活,偏执于练武而没能给家人以适宜的生活条件。赵烈文祖上都是读书人,他父亲官至湖北按察使,乡下还有田产,算是小地主,生活条件要比何裕好,至少居住条件比何裕好很多。读完赵烈文的日记,我觉得他是一个颇有侠气的人,作为读书人的他能体谅底层百姓生活的艰辛,能凭借真诚与他们相处。去庐山游玩暴走野路,最后会赏给舆夫很多钱以慰劳辛苦[3],从家乡带着一大家子逃难,路上会请船夫们吃饭喝酒吸烟喝茶,混成了“兄弟”[4],所以他也能与何裕成为好朋友。后来他还遇到一位武力值很高的朋友汪汝桂并引为知己,可以在他面前暴病而亡。[5]

习武的男子,右边可见立在墙边的一柄刀。1900年代。
民国时候舞刀的男子
掇石,1890年代。

提到何裕家的几样兵器都是长兵器,挥舞起来都很倚赖腰背部的肌肉群,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核心力量要好。但这种长兵器似乎容易留下“耍把式”的印象,因为需要“舞”。耍起来好看,实战效果却不一定好,继而有“花架子”的联想。其中的“刀”并不是腰刀一类的短兵器,而是类似关羽青龙偃月刀那样的长柄刀,是清代武举的考试项目之一。在何裕的时代,武举考试的实践操作有三项,分别是马射、步射和技勇。其中马射是骑马射固定靶,步射是站在地面射固定靶,而技勇又分为拉弓、舞刀和掇石,要求“弓必开满、刀必舞花、石必去地尺”。[6]弓有八力、十力、十二力的区别,刀有八十斤、一百斤和一百二十斤的区别,石有二百斤、二百五十斤和三百斤的区别。虽然不能确定何裕是否参加过武举考试,但结合他后面的经历,我猜测一百二十斤的刀他应该是能舞动的。这个重量已经比较夸张了,换个形象的说法,清代能通过武举考试的人差不多能舞动一个身材适中的初中生。

关于何裕的武艺,赵烈文只写了七个字,剩下的只能靠读者脑补,但是张振远和管乐在向郭嵩焘介绍何裕时却描绘得非常生动:用刀刺何裕,他可以左右闪躲而完全不受伤,且双脚始终不出一尺见方的范围。[7]何裕不仅自己在练武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还让自己的孩子习武,据说他的两子三女“皆精习拳棒”。[8]何裕在家中请朋友吃饭,曾让长子泰生[9]舞刀。[10]泰生的武艺也是了得,据说双手持矛可以抵御数名持棍的对手。[11]何裕还钻研武术,赵烈文曾在日记中记载何裕向他们展示新学的兵器“翟”[12],在武侠电影中常见,更常见的名字是双钩,专门克制长兵器,说明何裕不仅掌握刀、槊等长兵器的用法,还研究如何破长兵器的方法。何裕还很热心于向朋友们推广武术,曾两次试图教赵烈文,第一次是称作“金童十八变”的棍法[13],第二次是“十绝单刀法”[14],赵烈文都没有很高的热情。从赵烈文的日记中似乎可以看出,他并不看重传统武术,比如1854年二十三岁的他与江阴总巡许月溪夜间结伴回船,道路泥泞不堪行,甚至摔倒在泥里,幸亏有五十多岁的许月溪扶着才走完全程,赵惭愧于自己的羸弱。许月溪说自己会金钟罩,不仅刀枪不入,还能隐身,并说只有遇到“富贵福泽聪慧兼全之人”才愿意传授,但几十年来直到结识了赵烈文才觉得发现了合适之人,再三表示愿意将金钟罩相授。赵烈文心知肚明,笑着反问他学了金钟罩能用来干什么?许月溪答不上来,遂罢。[15]相对当时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赵烈文是清醒的,他清楚技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出门远行都是带着“数杆”手枪防身,并多次助他脱离险境。[16]

说回何裕。自从赵烈文第一次访问何裕的家之后,两人的互动就多了起来,何裕会代友人请赵烈文为绘画题记[17]、请赵烈文为次子太仓作媒[18]、第一次见到当十的咸丰重宝想着送给赵烈文留念等等[19],甚至一天中见面两三次,吃饭、留宿等更不胜数。1853年风闻太平军将威胁到常州,他们约同一起下乡避难,租的房子也在一起。[20]后来何裕在苏州找到工作[21],每次赵烈文路过苏州也都会去拜访何裕,何裕的名字在赵烈文的日记里出现了百余次,直到1859年2月25日听到何裕父子阵亡的消息,“不胜恻然”。[22]

何裕父子死于著名的三河镇之战,太平军几乎歼灭了湘军的李续宾部。战斗发生在巢湖西岸的三河镇,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骁勇战将孙立人的老家都是那里。关于这场战役的细节不在此赘述,很多史料都有记载,单说何裕父子之死。在时任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奏折中说:1858年11月15日,双方战至23至次日凌晨1点之间,清军主官,湘军猛将李续宾面部和身上多处为矛所伤,最后力竭阵亡,一同阵亡的还有曾国藩的弟弟,候选同知曾国华、何裕、知府衔湖北候补同知何忠骏,湖南候补同知王揆一,候选县丞李续艺,候选训导吴立蓉、万斛源等人。[23]时任湖北按察使的庄受祺则记载得更为详细,只是何裕父子的阵亡时间不同:11月15日夜,李续宾部的六七成部队出击,遭遇大雾,被太平军切断退路分割歼灭,湘军营垒被逐一击破,至17日最后只剩下主营,李续宾率何裕等人试图突围,何裕战死,李续宾返回后自尽。剩下的清军坚持到18日,进入缺水的境地,孙小石率何裕之子等人再次试图突围,最终战死。[24]无论如何,何裕父子是在三河镇之战中奋战至死。作为战士,捐躯沙场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当时前线湘军的很多主官可怜何裕父子是因为他们受胡林翼之招加入湘军,就在何裕父子抵达武昌的前两天,胡林翼因护送母亲的灵柩回籍而失之交臂,也就是说,被胡林翼请来“留备将选者”的何裕,未曾见到胡便阵亡了。[25]在何裕死后,胡林翼还非常关心他们父子尸首的下落,在给李续宾弟,也是其继任者李续宜的信中希望能找到何裕的遗体。[26]

关于何裕是如何加入湘军的,在胡林翼的年谱中记载他是时任陕西巡抚曾望颜推荐。[27]实际上有不止一个人向湘军领袖推荐过何裕,比如张振远和管乐曾经向郭嵩焘推荐过。[28]还有翰林院编修潘祖荫曾向准备离京赴任安庆知府的孙衣言推荐过,结果被胡林翼捷足先登挖走了。[29]潘祖荫还向郭嵩焘介绍过何裕,称他是办事最令自己放心的三个人之一(另两位是曾国藩幕僚杨象济和江南提督张国梁幕僚陈克家)[30],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了,在单位里带过团队的人都知道,有这样的同事在身边是多么幸福的事。不知潘何二人是如何结交的,但是从资料看潘确实很关心何裕,除了推荐到自己的圈子,还曾写过一首词送给何裕,称他“魁奇士”,鼓励他不要为自己的前途失望。[31]

金缕曲,送何伯冰下第南归
君亦魁奇士,再休提,士之不遇,飘零如此。便说霜蹏今一蹶,尽许追风千里。真不愧,前身青猊[32]。归向中流应击楫,指危亭,是处舟堪舣,沦落感,等闲耳。
漫夸三食神仙字,问几人,烂羊牵犬,浮生似蚁。歌哭狂奴仍故态,何况送君燕市,算总是,替人挥涕。搔首问天,天不语,到而今,心也如灰,死拼浊酒为君醉。

结合曾望颜、潘祖荫的仕途轨迹以及潘词中的“下第南归”来看,也许何裕曾经是在京师结交了这两位贵人,不得而知。在被很多人推荐的同时,也必然有负面的评价,南昌人张璲就曾经对孙衣言说过,虽然同样在苏州抵御过太平军,但是何裕“大言无实”,空有虚名。[33]郭嵩焘在听到潘祖荫的推荐后也怀疑地写下“南人唱诵之词,多失之诬。”[34]单就在苏州御敌来说,不能偏听一家之词。有画家曾将何裕父子在苏州的事迹画了下来,前面有两广总督叶名琛的弟弟叶名沣的题诗:先生真大勇,稚子亦能军。试酌蓟门酒,回看吴苑云。青琴方在御,绛帐更多文。请击中流楫,还成一举勋。诗前的注释中说1856年苏州的潮勇密谋作乱,时叶名沣在城中,是何裕带着练勇挫败了他们的阴谋,其子太生十五岁,却冲锋在前,他认为苏州得保全赖何裕之功。[35]何裕也确实因为这件事“奖慰同知侯铨赏给蓝翎”[36],胡林翼年谱也可印证何裕在阵亡时是候补同知,死后清廷“特赠太仆寺卿,荫云骑尉”。[37]次年,何裕父子又在官军收复瓜洲、镇江的团练中出力。[38]

关于何裕的生平,从赵烈文等人的记录中可知他是江苏宜兴人,胡林翼称他是监生,并且“绩学敦品,居家孝友”[39],都没有提及细节。但是有以上这些御贼、阵亡的经历,使他具有了被载入方志的资格,我在宜兴本地的《太华镇志》中找到他生于嘉庆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1817年11月11日),太华镇茂花村人,奖给候选同知的时间是咸丰六年八月十五日。[40]

何裕在正值壮年的时候生命戛然而止,还有他少年英雄的长子也一同死去了。《权利的游戏》里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小指头对瓦西里说:“Chaos is a ladder.”晚清的中国不仅有外夷入侵,还有在桂、鄂、湘、苏、皖、江、浙作乱的太平军,上海的“小刀会”,华北的“捻匪”,云贵的“苗匪”,甘陕的“回乱”,国内的政治可以说是一片糜烂,可以称之为chaos。个体的人在世界的大潮面前是渺小的,要想完成个人成就,顺应大势的情况下概率会高很多。像赵烈文这样科举之路没走通的读书人,不甘沉沦,走进时代的漩涡中心,比如进入曾国藩的幕府,就有极大的概率被历史铭记。当然,成功的前提还需要天赋和努力,王团长对许三多说想要和得到之间还有一个做到。像赵烈文这样广泛阅读,留心时事,有思考,拟稿、写信又快又好的“机要秘书”,想不出头都难。并且,赵烈文对自己作幕客的身份有清醒的认识,不像他四姐夫周腾虎那样好辩得罪人。好友龚橙听说他入了曾国藩幕,说他“为虎作伥”。赵烈文写长信解释,说自己就是一个“恒常”的人,被保举并不是自己贡献有多大,这是领导的招徕之术。而且借着自己做幕府的工作,即便是伥,也不会导虎食人,而是借虎驱散害人之物。更重要的,他坦承出来工作就是为了讨生活。[41]正是赵烈文有这些思考,有清醒的认识,使他在大势之下做出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些微调。反观何裕,自己有一身好武艺,加入湘军猛将,身先士卒,爱护官兵的李续宾麾下,是顺应大势,完全有可能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但在细节上无法左右事情的发展,比如李续宾将营垒扎在两河交汇处的险地,比如获悉了太平军的大股援军将到而没有作合理的迂回……何裕在顺应大势的情况下被小势左右,最后不仅身死,还搭上了本意托举的长子的性命。当然,纸上谈兵容易,没有人能开上帝之眼,精准做出大部分正确的选择。在何裕的时代,他父子二人的命运值得哀叹,他们只是少数被文字记录下来的人,同样值得哀叹的在战乱中死去的无名百姓又何止万万。

最后讨论一下何裕的字号。在1980年代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的《郭嵩焘日记》和2020年中华书局版的《赵烈文日记》中都写作“伯冰”[42],但是在清末出版的《胡文忠公林翼年谱》及胡的奏折和书信中,以及孙衣言、庄受祺、叶名沣、周腾虎等人的记载中都写作“伯凝”。“冰”是“凝”的异体字,在过去可以通用,可能是郭、赵二人在日记中以笔画少的“冰”代替了复杂的“凝”,因此我觉得何裕字号的标准写法应该是“伯凝”。还有近代出版的几本书将何裕父子与其他人混淆了,比如唐河主编,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的《曾国藩通鉴》中将何裕与同一场战役中战死的知府衔湖北候补同知何忠骏认作为一人[43],之后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版《曾国藩全书》[44]、李聚宝主编,吉林摄影出版社2004年版的《曾国藩全书》[45]都直接引用了这一段。此外还有把何裕的儿子何保三[46]当作了何裕的情况。[47]

梅英杰撰《胡文忠公林翼年谱》中的“何伯凝”

注释:

[1] 咸丰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开孙来约饭,同座稚威、耕亭、思一及何伯冰”,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中华书局,2020年,第一册,第41页。

[2] 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何伯冰来访,同至其家,斗室容膝,四壁悬刀、槊、戈、戟几满。”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第一册,第44页。

[3] 咸丰十一年九月十六日,“晨遣各夫役返,以游山劳苦,厚赉之。”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第二册,第683页。

[4] 咸丰十年五月初五日日记,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第一册,第409页。

[5] 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日记,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第二册,第1072页。

[6] 嘉庆钦定大清会典卷四十第583页

[7] 咸丰六年二月廿日,“张振远、管才叔二君极道宜兴何伯冰裕之才,谓其资兼文武,而性耿介,不求世荣。武艺绝精,度尺许之地,挥刀刺之,左右引避,终莫能及。”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一卷,第42页。

[8] 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一卷,第42页。

[9] 在叶名沣《敦夙好斋诗续编》卷八第十三至十四叶中写作“太生”。很有可能是“太”而非“泰”,因为其次子据赵烈文1855年5月24日的日记写作“太仓”。

[10] 咸丰五年四月初五日,“至伯冰家中饭,观令郎泰生舞刀。”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第一册,第162页。

[11] 咸丰六年二月廿日,“其子十五龄,手双矛可御棍手数人,亦一奇人也。”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一卷,第42页。

[12] 咸丰五年四月初九日日记,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第一册,第163页。

[13] 咸丰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日记,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第一册,第59页。

[14] 咸丰三年三月初五日日记,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第一册,第62页。

[15] 咸丰四年二月十八日日记,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第一册,第102页。

[16] 咸丰十年五月初四日日记,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第一册,第409页。

[17] 咸丰二年十二月初五日日记,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第一册,第45页。

[18] 咸丰五年四月初九日日记,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第一册,第163页。何裕次子太仓所娶女子的爷爷是当今国宝之一虢季子白盘的发现者,同样是常州人的徐燮钧。

[19] 咸丰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伯冰自省垣归,遗余当十钱一枚,吾里尚未有页。”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第一册,第91页。咸丰重宝当十是清政府为应对太平天国军队新铸的币种,是清代钱币收藏的一个重要品种。

[20] 咸丰三年二月初五日,“伯冰及陈彦翁住对门。”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第一册,第56页。

[21] 咸丰三年四月十五日,“伯冰晨赴苏,起送之不及。”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第一册,第66页。

[22] 咸丰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日记,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第一册,第286页。

[23] 查明巡抚衔浙江布政使李续宾三河镇阵亡实绩恳恩加等优恤疏,十二月十一日督发。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奏疏,岳麓书社,2008年,第484-494页。

[24] 庄受祺,维摩室遗训,楼含松主编,中国历代家训集成 11 清代编 6,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6643页。

[25] 梅英杰撰,胡文忠公林翼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158册,第321页。

[26] 彭再新,梅国华校注.,李续宾史料三种,岳麓书社, 2018年,第611页。

[27] 梅英杰撰,胡文忠公林翼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158册,第321页。

[28] 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一卷,第42页。

[29] 孙延钊撰,徐和雍,周立人整理,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年,第405页。

[30] 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一卷,第206-207页。

[31] 芬陀利室词一卷,潘文勤公(伯寅)奏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六辑,文海出版社印行,第307页。

[32] 原文作“兒”,但是根据前后句的意思以及韵脚,似乎作“猊”更合适。

[33] 孙衣言,赴皖日记日记,孙延钊撰,徐和雍,周立人整理,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年,第405页。

[34] 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一卷,第42页。

[35] 叶名沣,敦夙好斋诗续编,卷八第十三至十四叶,光绪庚寅年版。

[36] 太华镇志编纂委员会,太华镇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60页。

[37] 梅英杰撰,胡文忠公林翼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158册,第321页。

[38] 查明巡抚衔浙江布政使李续宾三河镇阵亡实绩恳恩加等优恤疏,十二月十一日督发。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奏疏,岳麓书社,2008年,第484-494页。

[39] 查明巡抚衔浙江布政使李续宾三河镇阵亡实绩恳恩加等优恤疏,十二月十一日督发。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奏疏,岳麓书社,2008年,第484-494页。

[40] 太华镇志编纂委员会,太华镇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60页。

[41] 同治元年二月十四日日记,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第二册,第790-791页。

[42] 有一处写作“伯凝”,光绪十二年四月十七日,“余友何伯凝时统带定勇奉檄协捕”。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第六册,第2861页。

[43] 唐河主编,曾国藩通鉴,华艺出版社, 1998年,第1108页。

[44] 曾国藩全书,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卷,第1174页。

[45] 李聚宝主编,曾国藩全书,吉林摄影出版社,2004年,第8卷,第2243页。

[46] 保三是何裕长子正式的名字,字泰生或太生。

[47] 彭再新,梅国华校注,李续宾史料三种,岳麓书社,2018年,第611页。

万水千山京滇路

拿到王苗等策划,冯翔撰文,杨浪主编的《万水千山京滇路》已经两个多月了,这个周末终于有时间仔细翻看一过,有些感想记录。

京滇公路周览会路线图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各省政府都对未来的建设和发展热情高涨,地处西南边疆的贵州省也制订了具体的建设计划。贵州多山地丘陵,交通阻塞,是历史上经济一直不发达的主因,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依然是我国脱贫攻坚的重点省份。如今世界排名前几位的特大桥都在贵州,从侧面也可以相见当年交通的艰难。据当年贵州省路政局制定的《贵州全省马路计划大纲》,规划了以贵阳为中心的贵东(贵阳到玉屏)、贵西(贵阳到盘县)、贵南(贵阳到独山)和贵北(贵阳到桐梓)四条公路,分别可以连接湖南、云南、广西和四川,其中贵西和贵东两条公路连接起来可以打通从缅甸到湖南的通路,是京滇公路的一部分。所谓“京滇”,即从当时的首都南京到云南昆明的汽车公路,横贯苏、皖、赣、湘、黔、滇六省。但是由于政治、经济、战争等因素,京滇公路的贵州段工程进展缓慢,比如湖南段在1930年底便已通车,湖南省政府还曾催促贵州尽快推进。意外的,红军的长征成为加速这条公路建设的主因。1934年,红六军团作为红军的先遣队进入贵州锦屏县。为了追击红军,蒋介石对黔湘公路的修建非常关心,拨款拨人,催促贵州省政府尽快修建。最终,黔湘公路,京滇公路的最后一段在1936年底勉强通车。之所以说勉强,是因为规划中的三座桥梁还没有建,需要乘摆渡船才能过河。无论如何,京滇公路的开通意义非常,对沿途地区的经济发展有所助益。比如对云南来说,在这条公路开通之前,从昆明到南京的最便捷路线是在昆明乘坐滇越铁路到越南海防,再乘海船到香港,经上海到南京,这条公路开通后至少不用出国再回国了,当时媒体评价称这是“东部与西南联络公路之唯一干线”。在抗战中这条公路的滇黔段与滇缅公路相通,成为国民政府西迁之后的重要补给线;这条公路全线通车后不久便爆发卢沟桥事变,故宫文物西迁也是走了这条公路的大段,可以说,京滇公路在抗日战争中维持国民政府的运转、西南地区的稳定以及对前线战事的支援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京滇公路上位于施秉县的鹅翅膀,也是中国第一座公路立交桥

国民政府当时对这条公路的开通非常重视,在尚未通车的1936年9月,蒋介石就令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组织行政院京滇公路周览会,以沿该公路考察和宣传,“ 俾实现宣扬中央德意,慰问民生疾苦,开发边疆实业,及发展交通之目的”。经过四个多月的筹备,组建了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褚民谊为团长,卫生署海港检疫处处长伍连德为副团长,共180人的考察团。这些团员分为国防、内政、经济、土地、教育、交通、工业、农矿、水利、司法10组,携带预备沿途展览的表现中央建设的图表、蒋介石的照片、出版物等,还有宣传蒋介石和建设成就的有声电影,于1937年4月5日,分5个车队从南京中华门出发,经过艰难的跋涉,于4月29日抵达昆明。这些团员肩有考察各项事业,撰写调查报告与发展方案的任务,而摄影是记录的重要手段。实际上,在团员中已经有专业的摄影师,比如中央通讯社的徐兆镛,而当时许多学者和官员也都是摄影爱好者,比如经济学家,也是立法院立法委员的卫挺生、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何遂、参谋本部杨焜、地理学家胡焕庸、植物学家裴鉴等等都带了自己的照相机,也拍了不少照片。周览团抵达镇远后,当地政府组织迎接,苗族同胞表演舞蹈,团员们纷纷拍照,“团员见苗民盛装异饰,争摄取照相,或假苗女之银冠冠而摄者,或寄苗女同摄者,纷纷蚁动”,从胡焕庸留下的照片中就能看到很多带有人类学田野考察视角的内容。这里特别需要提一下何遂:学界此前关于京滇公路的研究已经很多,引用的图像资料也非常丰富,但是何遂拍摄的相关照片一直存放在南京博物院的库房内不为人知,直到在2016年的一次清点中才被发现,是新材料。也正是因为这批照片,成为开展《万水千山京滇路》项目的契机。

左:何遂等人在镇远县的青龙洞中留影;右:何遂等人在中越边界留影
周览团第二队同车团员在南京出发时合影,蹲在前排从左至右分别为立法院立法委员,经济学家卫挺生、中国地理学会严德一、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史维新;第二排从左至右分别为《申报》记者秦墨哂、中国旅行社胡士铨、参谋本部杨焜、立法委员,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何遂、立法院立法委员王曾善、实业部长伍无畏、中央通讯社记者徐兆镛、植物学家裴鉴、浙赣路运输处长曾世荣、地理学家胡焕庸,其余戴帽者是公务人员

2024年9月,曾经在京滇公路周览团同车的裴鉴、胡焕庸、曾世荣、秦墨哂、何遂等人的后代,以及几位记者相约重走了京滇公路的贵阳至昆明段。同年10月,世界华人摄影联盟又策划了重走京滇公路的人文摄影计划,组织了二十多位摄影师,兵分八路,赴皖、赣、湘、黔、滇、川实地采访拍摄,最后从数万张照片中选出三百多幅,编辑成了这本画册。摄影与历史地理是绝佳搭档,用摄影记录京滇公路的重走,不仅与八十多年前的各路专家兼业余摄影人相呼应,更是一种致敬。书中还收录了很多历史照片,甚至同一地点的过去与现在,比如贵阳的甲秀楼,旧影中一片萧瑟,新照中灯火辉煌。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曾经被大山阻隔的村落,现在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城市,贵州九百多万贫困人口已经全部脱贫,放眼世界,中国的面貌天翻地覆,实在令人惊叹!

关岭山上的太阳能光伏板好似大山的铠甲
甲秀楼今昔
寻甸县塘子镇街头的馒头铺